一
　　一九七一年，侯麦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六个道德故事》，说：“我想，拍上一系列的道德剧，譬如说拍它六部，观众和制片人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我的想法了。我不去猜测观众对什么题材最感兴趣，我只是将同一主题反复处理六遍。不管怎么样，拍到第六次，观众总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一旦想好，我就毫不动摇。只要坚守自己的信念，终究会有人支持你的。”
　　让我们再把时钟拨回一些。六十年代后期，法国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电影笔记》的政治倾向也日趋激进，而观念相对保守的侯麦和楚浮理所当然受到杂志社同仁的责难和排挤。侯麦回忆当时的情形犹如“恐怖主义”，自命政治正确的“革命派”逼他和楚浮就范，非接受时兴的激进现代主义和左翼思想不可。对此，侯麦说过一句精彩绝伦的话：不要怕自己不够摩登，要懂得怎样去对抗时代的潮流(One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not being modern,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go against the trend of the times)。今天读这段话，仍不失振聋发聩之效。联想侯麦近半个世纪的电影创作，他当时决不是说说而已。也许，以我的所知，唯一可以和侯麦的话媲美的，当属伟大的钢琴家古尔德一九六二年的名言：“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的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它声明，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为理查•斯特劳斯辩护》)
　　侯麦的确创造了“自己的时间组合”，他也的确拒绝了“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侯麦也是幸运的，他毋须等到第六次重复主题，观众就已明白了他要表达的东西。一九六七年，《女收藏家》(《六个道德故事》之三)在柏林影展获奖算是小试牛刀。一九六八年，巴黎街头的学生运动几乎和东方的大革文化命一般轰轰烈烈。第二年，《我与慕德的一夜》(My Night at Maud’s，以下简称《一夜》)问世，片中完全不见革命的一丝踪影，仿佛那场短命的五月风波没有发生过。侯麦以电影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正如他一九六五年在与《电影笔记》的对话中所讲，“艺术毋须反映时代，而应做时代的先行者。艺术家不应跟随大众的趣味，而需要超越其上。”(Art is no reflection of the time, it’s the precursor. You shouldn’t go along with popular taste, you should be in advance of it。)侯麦顽强捍卫着自己的信念，无论你推崇也好指责也罢，首先你得承认，这的的确确是侯麦“自己的时间组合”。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夜》的中文字幕版本，不论DVD或是VCD，就连香港创造社的侯麦作品全集(VCD)也暂付阙如。个人揣测，《一夜》有太多的话题涉及到宗教、哲学和数理命题，如帕斯卡(Pascal)、詹森主义(Jansenism，十七世纪天主教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及天主教伦理等等，一般观众很难跟上片中人物的思绪。但《一夜》绝非晦涩的高头讲章，它与侯麦的其它电影一样细微、精妙和生动，唯一不同的，侯麦的宗教观和伦理观在该片中表露得最为清晰和彻底。因此《一夜》堪称侯麦最个人化的一部作品，要想真正理解侯麦，恐怕很难跳过这部电影。
　　二
　　很多评论指出，侯麦电影看似只涉饮食男女，只通过世俗故事阐明道德寓意，然究其本质，却在在折射出导演的宗教信念，对普天之下皆吾主(divine immanence)的笃信(如果将侯麦和布列松作比较，应该很有意思，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艺术主张异中有同，都与所谓主流保持距离)。即便如此，侯麦电影鲜少直接涉及宗教，甚至连教堂的画面都罕有。《一夜》算是异数，全片共出现三次天主教弥撒的场景，其中两次为周日弥撒，一次为圣诞午夜弥撒，均和故事发展息息相关。电影开头，男主角Jean-Louis(三十四岁的未婚工程师)驱车前往教堂。在弥撒过程中，他对坐在附近的一位女大学生Francoise一见生情，冥冥中以为彼姝乃自己理想中的妻室。第二个宗教场景是圣诞午夜弥撒，Jean-Louis拉上多年未见的旧友——一位无神论者的哲学教授同往。正是通过教授，Jean-Louis在第二晚认识了风姿焯约的离婚妇人慕德。最后一个周日弥撒的场景，是男主角在Francoise的乡间宿舍过夜后，两人肩并肩坐在教堂的长椅上听神父布道。事实上，整部电影Jean-Louis共在外留宿两夜，分别是慕德家和Francoise的宿舍。两个晚上，男主角最终的表现都如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但含义大不一样。
　　侯麦早期的人物都有些自我中心，对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抱有相当自信，但在真正面临选择或所谓的困宭场面时却又阵脚大乱，失了方寸。在与慕德的谈话中，Jean-Louis虽然自诩生活目标明确，从未陷入要不要与某位女孩上床的道德选择，但当考验就在眼前，他才发现自己的立场其实远没有那么坚定，唯一的选择只有落荒而逃。从宗教角度看，这时的Jean-Louis犹如旷野中迷失的羔羊，命中注定要等待上天的救赎。侯麦让男主角在清晨逃出慕德的温柔之乡，落得楼来却是白茫茫一片积雪，正与他彼时彼刻的空无心态相衬。而当茫然无主的Jean-Louis驱车离开，他在街上看到的第一个熟面孔却是内心思慕的Francoise。紧跟着晚上，Jean-Louis再次与心上人路遇，这一系列的巧合只能解释为命运的安排，丝毫不干男主角念念不忘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鸟事。正是在女孩家中留宿时，Jean-Louis才真正体会到家的感觉，哪怕Francoise的陋室远比慕德的沙龙简单素朴。
　　电影最后一个弥撒场面很有意思，侯麦借神父之口道出了自己心中的真言：基督精神并非道德规范，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绝非寻常的体验，而是最最奇妙的人生历程，是通往圣洁的必由之路。这段说教足可補充Jean-Louis在慕德家讲的话：宗教增进了爱情，而爱情反过来强化了信仰。于此，天主教徒对婚姻的态度再也清晰不过，神圣的婚姻就是通往救赎的光明大道。侯麦似乎从未否定过婚姻，即使心猿意马、朝秦暮楚是他电影中人物的通病，即使他也如实反映婚姻的沉闷和无奈，那是因为人生本是如此。在侯麦眼中，失而复得、翻然悔悟意味着基督精神的重新发现和复归，这一理念在《六个道德故事》中传达得尤其清晰。和女权主义、性解放等一波波翻云覆雨的社会思潮相比，侯麦的观念真是太保守了，但谁又能够一口咬定，侯麦那一套早已是霉迹斑斑的陈年旧事，完全不合新经济新人类的新体验了呢？说到此，我想起刚刚读过的一段董桥：“婚姻生活是长期妥协的游戏，一生一次就够勇敢了。爱情至善，人性本恶，幸福的婚姻靠的大半是平庸的要求和宿命的智慧。”他说得真好。
　　还是回到古尔德的话吧，一个人“可以向所有的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就是侯麦的风格，所谓人情练达皆文章。《一夜》之后，侯麦的人物不再掉书袋也不再言必称希腊，他们的话题更多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微观情感，就像古典音乐里的variation，主题既然敲定，之后就是多姿多彩的变奏了，当然，侯麦的变奏一点也不乏味。